的中，不就有一条‘民拿害民官吏’例吗？”
以明朝历代帝王的经历来看，和朱翊钧一样当过“老百姓”及“普通人”的只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于某种程度上和朱翊钧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认为真正能阻挡官僚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因为官僚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所以只要民众能保护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团便无处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国之处就颁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远重于的。
其中特别针对害民酷吏设置了许多“群众监督政策”，规定百姓有权力将害民的基层官吏绑缚进京，交予皇帝处置。
换句话说，“群众监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项朱元璋当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
现代老百姓朱翊钧为了发布自己构想中的“群众监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众监督政策”作投路石。
张诚回道，
“太祖爷用心当真艰深。”
张诚只说了那么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张嘴了，
“皇爷若是举棋不定，不如先将马政的事放一放，这辽东呈来的奏疏……”
朱翊钧却不肯放过他，
“朕是想恢复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来便是举棋不定？”
张诚张了张口，道，
“太祖爷虽有祖训，但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时就被废除了。”
“后来成祖爷为维护祖训起兵，即使恢复了，但在永乐十九年时也下旨说要一律依拟罪，不许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仁宗爷即位后更是以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文武官为有伤大体，下令只许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陈告，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张诚罗列完朱元璋之后三位大明天子对的实际态度就不吭声了。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吭声了，事实胜于雄辩，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宠爱的两个嫡亲孙子在即位之后均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废除了，足可见在统治集团内部并不受待见。
张诚虽然不敢把话说得太直白，但他的逻辑很明晰的。
明太祖特别赋予了百姓群众监督的权利，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还专门写了来预防，却不想后头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红巾军起义前的历史起点。
反正遵守祖训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去理他，硬要去废除他定下的法度，朱元璋也不能从明孝陵里爬出来教训他们。
但是换个角度讲，能让子孙后代昧着良心也要废除的法律，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想来也不大甚高。
倘或撇去因“靖难”旗号而不得不将“祖制”奉为圭臬的明成祖，建文帝和明仁宗共同选择为官僚集团撑腰，想来也是为了维护帝王之尊，而非是想为虎作伥。
帝国体制下，官僚集团总喜欢将皇帝的个人利益与自身的集团利益相绑架，以致于皇帝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候并不能完全一致，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难怪海瑞生前提及恢复祖制时，众臣议论纷纷，太祖皇帝仁德爱民，后世却反道其残暴酷虐，想来这也是大臣们的说法。”
朱翊钧开口道，
“他们污蔑太祖皇帝，实际就是不愿见到百姓能有权利去监督他们，这和他们后来对付海瑞是一样的道理。”
张诚道，
“百姓也不全是好的，就是太祖皇帝在时，也有刁民倚仗‘民拿害民官吏’例侮慢官长，借机横吃横喝，敲诈勒索，甚至在拿获贪官污吏后私作交易。”
朱翊钧回道，
“官吏才要分清官和贪官，百姓就是百姓，何必要分出好坏？”
“世上之人无有十全十美者，倘或一个国家非要百姓十全十美才能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那这个国家奉行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恶政’。”
皇帝说着，一面拿起张诚方才搁在御桌上的奏疏，一面认真道，
“要百姓监督，只靠邸报让百姓知晓衙门的收支明细是不行的，必须得要让百姓有权投票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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