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使晚明的财政时时困窘，在治漕治河的花费上却一向是毫不吝惜。
但由于大运河本身的泥沙淤积、水源不足、以及过洪过闸的问题也时常发生，虽屡有治河名臣，但漕运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钧支持海运，他知道除了海运，能解决北京吸血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迁都。
而在辽东问题解决之前，迁都可谓是伤筋动骨，所费心力恐怕要比海运大得多。
另外一点，就是朱翊钧他自己的一点私心。
他总觉得大明的政治状况要比元清好上那么一点。
元朝和清朝只愿年年治河而不愿开通海运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因为治河用的人力是汉人，漕运被剥削的也是汉人。
而统治阶层和官吏们所谓的治河，也只是看看图纸、动动嘴皮，再写几道折子就算大功告成，他们自然不愿意费心冒险地去另外开通海运。
所以当朱翊钧听到张诚如此理所当然地把晚明的状况和元末联系到一起时，他心里是震动甚至是有一点惊恐的。
蒙元就是亡于运河漕运啊，黄河可挑天下反，这理应是大明所有人的共识才是啊。
张诚似乎瞧出了皇帝心里的嘀咕，只是笑道，
“皇爷可还记得先帝爷在时，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胶莱河海运之议’？”
“胶莱河”是元明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
如果要在中国进行南北长途海运，则必然要绕过山东半岛。
而山东半岛“成山角”一带的地理环境却对海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为了避开这一带的风险，元人曾经尝试开凿一条南连胶州湾、北接莱州湾的人工水道，即“胶莱运河”，但终因劳费不赀而未能完工。
可到了晚明，由于漕运代价巨大，胶莱河成为晚明议论海运者所必讲的话题。
如果胶莱河可以通航，则必将大大缩短南北运输的时间，同时还能避开“成山角”的阻碍，是开通海运以代漕运的不二良方。
而这一良方久久不能施行，就是因为晚明的政治斗争太过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在海运漕运之争中纠缠不休，以致胶莱河计划屡屡搁浅。
在朱翊钧穿越成万历皇帝前，明穆宗时期就已经出现重开海运的争议。
当时黄河改道频繁，洪灾不断，其中徐州至沛县一带是重灾区，运河河道的会通河段也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严重淤塞。
其时漕督、总兵官等治河不利，纷纷获罪，漕河危机成为朝廷上下关注的焦点。
而就在此时，曾在隆庆元年因受徐阶心腹胡应嘉、欧阳一敬攻讦退休还乡的高拱，在张居正等人的奏请下复归朝政，任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故高拱以明穆宗心腹的身份实际上把持了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于是他提出了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
但高拱的提议遭到了梁梦龙、王宗沐二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认为仓促开凿新河难以在短时间内成功。
而梁梦龙、王宗沐二人作为山东的地方官吏，其真实想法却是维护本省利益。
因为开凿新河必然耗费地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之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
他二人还因此专门致信当时的山东籍官员兵部右侍郎谷中虚，请求其在参与朝政决策的时候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打消此动议。
这尚且只是山东一省，倘或考虑到其他漕运既得利益者，则持不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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