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否则北方连年天旱,到了今岁这派连井泉都干涸的境地,说不定底下还有不少官吏,要凭着那些‘莫须有’的水田,争相上疏劝朕不必蠲免北方税粮呢。”
“申时行虽然明面上一直不说,但朕心里清楚,江南已是财乏困敝,民力殆尽,倘或再竭泽而渔,恐怕我大明不日就要再出一个方腊、张士诚了。”
“光朕一人信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甚么用呢?百姓天生不爱诗书礼乐,陕西那些采石为食的饥民又听不懂王事靡盬。”
张诚不吱声了。
朱翊钧合起了手上的奏章,
“军需的事朕知道了,且先缓一缓罢,科道官只管张嘴博名,朕却得开源节流,好生合计。”
张诚道,
“那郑雒的这封奏疏,皇爷想要如何处置呢?”
朱翊钧原想说“留中”,话到嘴边,临时又改了主意,
“你便这般回覆他,驭虏事宜,屡经督抚官条议,勿徇虚喝,勿轻私饵,兵不可玩,威不可亵,小过弗责,小隙必杜,著相机实行,毋事空言。”
张诚觉得皇帝的这话有点儿推卸责任,不禁进一步问道,
“皇爷可要御笔亲批?”
朱翊钧看了一眼题本,道,
“内阁已有票拟,你便照朕先前所说批朱便是。”
张诚只得应下,随即又道,
“皇爷事事嘱托于司礼监,奴婢负之重任,心中不胜惶恐。”
朱翊钧摆手道,
“都不是甚么大事,古人云,‘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朕是事事嘱托于司礼监,又非事事听从于司礼监,且朝政大事一向有内阁、六科时时驳正,你实不必为此惶恐。”
朱翊钧说这话的心是真诚的。
万历年间的司礼监远远未到像天启年间一般大权独揽的地步。
实际上,就在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后世所公认的“万历怠政”开始时期,万历帝还曾因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疏》中提及张鲸在官内擅权不法,要申时行等四位内阁辅臣对这位掌东厂太监加以训斥戒谕,而这在天启年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作为万历皇帝东宫时期的心腹内宦,张诚绝不会像魏忠贤一样僭越揽权。
魏忠贤之所以会落得那般下场,就是因为他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一个宦官最大的倚仗。
司礼监依附皇权而生,它表面上像一丛荆棘,其实内里却细嫩得仿佛菟丝花。
因此朱翊钧毫不怀疑张诚的忠心,就像张诚毫不怀疑三纲五常乃事君根本。
朱翊钧甚至相信,倘或自己此时突然发话将司礼监全部裁撤,相关人等全部绞杀流放,张诚也一样会像先前那般跪伏在地,不住叩头谢恩道,
“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朱翊钧前后两辈子加起来才刚刚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还没能进化到听人恭维圣明,便心安理得地自以为圣明的境界。
正因为朱翊钧尚能分辨恭维,所以他知道此时的自己还离不开司礼监。
这倒不是他作为穿越者的先见,而是一个普通人固有的自知之明。
张诚这回却很实在,朱翊钧让他别惶恐,他就真的不惶恐地苦笑,
“皇爷,科道官‘风闻奏事’,议论的不仅是朝政,人事他们也能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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