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了唐朝初年对付高丽的办法——以少量精兵长时间多波次的袭扰，削弱其战争潜力。
辽东还需考虑山地与坚城，凉州则要平坦得多。
他就这一想法向卢植询问可行性，却见卢植一脸惊异地看着他：“殿下竟有此军略！”
“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卢植其实是有想法的，解决凉州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迁民实边，但如今这个办法比屯田还要不现实，所以还是要驻军。
他将驻军地点选在了冀县，届时可以经过陈仓转运益州的粮食。
同时，郡县官吏在驻军的保护下对羌人进行长时间的教化、改风易俗、编户齐民。
这绝非数年之功，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但一旦成功，将无后患。
代价在于驻军必须要有与叛军正面对抗的能力，寻常的屯田兵是没有这等战斗力的，所以驻军需要朝廷的长期支持。
卢植同刘辩说这些，其实是相信刘辩有能力将这项策略贯彻到底。
以后世的角度来看，东汉对待羌人的民族政策是饱受诟病的。
与西汉时为了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而采取的安抚政策不同，东汉开国初期就明确了以屯田挤占羌人耕地牧场的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官吏豪强肆意役使羌人，此后又迁徙羌人入内地提供赋税徭役。
这些政策和现实所带来的反噬早已经显现出来，在这种以剥削为主的民族政策下，凉州之地长期的不安稳是必然的。
即便是段颎这样的强硬派，称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多年征讨，获首三万八千余级，终不能止。
当然，这也足以证明段颎等人的道德底线要比某个因为自己搞了种族灭绝就整天指责别人也搞了的某匪帮高得多。
总体而言，刘辩比较认同卢植的看法。
受过现代教育的他如何不明白，自黄巾起义开始的各处叛乱中固然有野心家的身影，但其中又有多少作为国家一份子的黔首是真的因为活不下去了才奋起反抗的。
只是如今朝野之间，像皇甫嵩这种赶尽杀绝的态度才是主流。
刘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只想着从军事上解决问题。
说来可笑，黄巾之乱开始时，灵帝担心被禁锢的党人加入，顺势接受了宦官吕强的建议解除了党锢。
但灵帝却不知道，党人与黔首之乱根本就不会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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