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也怪难为姚主任的。报告寄出后，总公司工艺品处迅速派来一位身份很重要的老同志--于思和来到了广州，下榻位于沙面的胜利宾馆。于思和来到广州的第二天就到出口部三楼的谈判间跟大家一起开座谈会。老于首先代表总公司领导对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仍坚持工作在广州市的第一线表示慰问和感谢，并表示总公司非常重视我们的报告，但事关体制的变化，所以到广州来，要听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后再做决定。大家都请姚主任先发言，姚主任说：“报告都是我写的，领导主要是来听听每个人的意见，注意听，是每个人的意见！”哎，看来我也得发言，可我说什么呀！我小声问小林：“你预备说什么呀？”小林说：“哎呀！这里挺好的呀，省的在上海老得拼包。”我又说：“可他们都不想常驻呀！”“先听听看他们都怎么说吧。”我俩在这边小声嘀咕着，另一边在高声阔论着，首先说不开盘时的闲工夫没必要常驻在广州，后又说集中作价不适应当前形势，应客观尊重各口岸的能力和业务水平，但高档商品可采用集中作价，然后又开始讨论出口部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出口任务都算在各公司，货也是各公司来的人负责的，更有甚者说道：“珠宝钻翠完全可以跟各公司一样参加交易会，两个交易会之间开几个小型洽谈会，到时候各口岸来人就是了。”大家越说越热闹，而广东的同志则听听发言，看看报纸，老于问颜招和杨带玉的意见，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怎么都行，服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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