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买过笔记本，更没有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所以报告会不允许记笔记这个要求真是把我美坏了。喇叭播放结束后领导又强调一遍“不许记笔记！”之后开始讲：“美国封锁我们，所以我们不和他们做生意；南非白人政府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所以我们也不和他们做生意；我们不承认以色列，所以就不和他、还有被他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客户做生意。”又讲道：“对苏联和东欧的易货贸易、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对亚非拉的交往等等。”这些政策都跟报纸上登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更具体些罢了，容易记住。下边着重讲到了对日本的政策，这回可就更具体了。“我们和日本政府没有关系，他们的许多商社紧随美帝，例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株式会社都属于右派，我们不和他们做生意；例如东江、八木、雪江堂等积极促进日中友好是左派，我们不但要积极友好地和他们做生意，还要在具体做法上给予优惠和优先；最重要的是xxx、xxx等这些客户既对中国友好、抱有支持的态度但并不积极，为自身需求也不反对，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时不时与政府一个鼻孔出气，这些属于中间派，对于中间派我们抱有既利用又斗争的态度。”在分左、中、右派的时候，把具体的商社名称也都讲了一遍。当时的对日工作非常重要，来参加交易会的宾客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日本。最后又提及了一下港澳地区，主要强调了对港地区是充分利用、长期打算的方针，对港澳贸易是一个市场供应的问题等等。

话又说回来，从一进友谊剧场就开始强调不要记笔记。外事无小事，本应令行禁止。但偏偏有些“好学生”偏得记笔记，于是泄密的事件发生了：交易会开幕后的几天，北京工艺品公司负责旧瓷的业务员张树兹接待了一位日本客户，日方客户将眼睛盒、记事本、卡尺等物品放到了谈判桌上，张树兹也将价格本、笔记本和一些文具也放在桌子上，中间还放着茶壶、香烟等一些物品，总之一句话，桌子上码放的满满当当的，俩人还时不时地起身走到货架旁或蹲在地上看瓷器。业务员李文方正好走过去，在旁边坐了一会，看着他俩不需要英语翻译就离开了。在这期间张树兹去了趟厕所，到了中午时分，客户要回酒店休息，于是客人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就走了，张树兹送走客户后收拾自己的东西时发现笔记本不见了！到处翻找后也没有找到，赶紧报告公司经理。经理急忙到现场询问整个事件的过程并问道：“价格本还在吗？价格本也属于保密材料，要收好！你笔记本上都记了些什么？”张树兹赶忙回答道：“价格本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对日政策和客户分类。”“什么！这不是不允许记录的吗！”“听报告记笔记成为习惯了，老怕记不住，刚才还在不断翻看。”张树兹怯怯地说着。经理着急的布置着，一边赶紧报告交易团的领导和保卫组的同志，一边让还没回宾馆吃饭的同志们都过来帮忙寻找。瓷瓶内、柜子顶、小盒里、门口外，大家一个个都汗流浃背。不一会团领导来了，保卫组也过来了，讯问过程后都帮着分析，转眼一点多了，大家谁也没吃饭，就盼着客户早点来、就盼着他把东西拿错了。终于等到“东方红”的乐曲响起，只见客户急匆匆地跑过来，连忙对张树兹说着“对不起，东西拿错了”顺便将笔记本放在了桌子上。此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不由自主地“嘘”了一声，一块大石头可算是落地了。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我国外贸部就接到新华社的询问：“在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登出了与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客户分为左、中、右三派的消息，并指出有中国业务员的笔记为证，我们非常被动！”

整个泄密事件的过程就是这样，公安部已经派人在对当事人做调查，日本客户已经离开中国。总公司领导再次强调：“今天的会议内容不要记笔记，回去再进行一次保密教育、安全排查，谈判桌上不要摆任何多余的东西，谈判结束后要立刻收拾干净！”

听完报告在回出口部的路上，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几天后交易会关于泄密事件的通报发下来了，主要讲了过程、影响及今后应注意的事项等等。主送外贸部，抄送的部门可就太厉害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筹备小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各省市公安厅局报中央文革备案。

这个通报一发布，真是压的工艺品交易团的领导们喘不过气来，压的北京工艺品公司的领导们寝食难安，压的当事人无法描述。我们其他人则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理解外贸无小事，更加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干好本职工作。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在外贸战线工作的26年时间里，无论是在北京谈判、还是出国访问、以及各种类型的洽谈会上，从未发生过泄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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