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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钱邦芑曾致书孙可望，希望他“文武之升降一禀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请于朝命”。

也就是说让孙可望提拔和贬罢文武百官要禀奏天子，打仗行军要听从南明朝廷的安排，这样的建议孙国主自然是嗤之以鼻。

于是受到排挤和打压的残明官绅们，开始在西营内部寻找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他们鼓动李定国等西营将士“统率罴虎，扫荡不庭……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

不得不说，这种春秋大义在朴素的大西军将领中有着足够的影响力。

李定国在幕僚金维新等人的鼓动下，就决心效法“关、张、姜伯约”，把自己捆在了永历皇帝和南明政权的战车上，准备跟孙可望干了。

后面李定国接永历入主云南，在政治上‘尊奉天子’，在经济上‘矫可望之失’、‘清田驰禁’，全面恢复大明朝的旧制。

虽然李定国废除营庄的举动从抗清大局上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但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他的恢复旧制，他才能得到大批云南士绅的支持，迅速在云南站稳了脚跟。

单从孙李之斗来说，这张经济牌的确非常好，原本支持孙可望的云南士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下，迅速产生分化，不少人转而支持李定国。

然而先不说万年策这些已经下不来船的文人，单是中央权力之争足以在云南士绅中造成极为严厉的对立。

李定国入主云南后，“一切事物俱称奉天子诏令，不能自如”。

又以南明“忠臣”自诩，“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

不仅如此，李定国还一改大西军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传统，对永历朝廷的官员大规模任用。

除此之外他还极其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给沐天波来掌管，用以镇压“内贼”，而所谓的“内贼”就是昔日在云贵和他并肩作战的大西战友，以及那些在他两蹶名王后，在云贵为他运输粮草的云南旧官。

于是乎“吉翔与金维新朋比窃政，定国听其蛊惑，奸党布列”，而大西农民军的那些老人，孙可望提拔起来的云南旧人则地位日益沦落，纷纷“失职”。

李定国的这种举动危害的不止是孙可望一人的利益，也让整个云南士绅随着权力的流失大为不满。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抗清已经毫无希望。

原本云贵抗清基地从朝堂到地方，大体稳定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

在整个云贵随着李定国的入主云南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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