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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并建都于此,改名为南京。此时朱元璋还有向北迁都的打算,不过他理想中的京师是开封,所以暂且将开封府称北京。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定之为"北京"。但后来,朱元璋渐渐淡去了迁都开封的念头,遂去掉开封的"北京"称号,改"北京"为"北平"。
燕王朱棣在朱元璋去世后从北平发动靖难之役,攻占京师,夺取帝位,初时也定都南京。此时蒙古族的残余势力还在北方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社稷安危,而北平"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若迁都于此,即可以抵御蒙古贵族的威胁,又可以占据有利地形,控制南方各地。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并大规模修筑北京城,做迁都的准备。
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并改北京为京师,同时复原南京的名号。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南京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不过,南京各机构设员较少,管辖范围也仅限于南京。虽品级与北京各官相同,权力却大大不如。时人均把南京官视为闲职,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也往往是一种贬斥。明中期以后,党争激化,在北京失意的官员多集中在南京。一时之间,南京顿时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于是便出现了对立的两党各据一京,互相贬斥,针锋相对的情况。
红衣大炮是17世纪初期经荷兰人(一说葡萄牙人)之手传入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但不管明人还是清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炮车的问题。
火炮使用炮车,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运输,便于火炮机动灵活作战;二是火炮发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西方人在十三四世纪开始就逐渐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而清人,从康熙年间一直到道光时期,都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清代的时候,红衣大炮一般都是在固定位使用。小炮则可以架在木架上灵活使用。而山东发现的这两门“红衣大炮”,炮身上写着“康熙八年”,它竟配备了铁制炮车。
正德末年,广东巡检何儒从停泊于珠江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便寻觅工匠积极仿制,谓之“佛朗机(明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铳”。这种“佛朗机铳”被认为是“凶狠无比”的利器。当时,戚继光蓟北备边,宋应昌、李如松等进行的援朝抗倭战争,都曾大量使用这种火炮。有资料显示,当时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朗机铳256门,辎重营装备160门。但是,这种火器机动性能差(自重千斤以上),明军也没有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战术。
而后金也发现了这种大炮粗笨的缺陷,琢磨出一套对付它的战术。简单来说,打头部队持覆盖牛皮的巨大盾牌,抵御佛朗机铳的第一轮攻击,在第二轮攻击还没开始之前,盾牌后由弓箭手掩护的登城敢死队迅速出发,架起云梯,快速登上城墙。在与明廷争斗的这些年,靠这套战术,后金攻营拔寨,屡试不爽。
但是,明廷引进红衣大炮后,这种局面得以改变。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红衣大炮的威力。有人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忽有荷兰船只驶近福建沿海,明军水师“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击之”,却未能击中,反为荷兰船只还炮击中,“第见清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于是“海上惊怖”。当时明军水师所用的火器,大概就是“佛朗机铳”,两相比较,还是红衣大炮的威力更大。《明史》中记载红衣大炮的威力:“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见识到这种大炮的厉害后,面对关外后金政权的威胁,明廷派人专程赴澳门购买这种大炮,前后共购得大炮30门,除18门留在京师,1门试放时炸裂,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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