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弘光政权对于清军可谓是“惧怕”，不敢越雷池一步，免得惹怒清军。
事实上，南明政权即使不北上同清军争夺山东、河南等地，清军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
但一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搞南北两治。
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失望至极，被迫归附清廷。
时人张怡是在清兵进入顺天府以后南下的，他记下了途中所见见闻：
“鄙人在路过德州地界时，沿路所见，均是乡勇团结，高举灭贼扶明大旗！到了济南，更是有数千回民士兵自发汇聚在一起，队伍肃杀，装备精良。他们疏通河道，设置岗哨，但凡有船只通过，必定严加盘查。”
“疏通河流挖掘起来的泥土堆集在两岸，只可步行，无法骑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围墙，只留下一个门洞出入，防守严密。他们渴望在应天府的军队，犹如久旱望雨。后来听说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到南方来的客旅，张嘴就询问督师史阁部的军队到哪儿了。”
“民心可用！那时若能够充分利用百姓这股锐气，可得数十万义士，并且自筹粮食于民间，人自为战，大功可成。如果日复一日，坐失良机，将会大失忠义之心，空隳朝食之气，违背现有形势，形势就会土崩瓦解，这到底谁的责任！”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总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兵之力共灭"流寇"。
正是弘光朝廷按兵不动，表现出一副懦弱无能的姿态。反而助长怂恿了清廷要南下的决心。
降清汉官金之俊就于甲申五月对多尔衮上言：“”西北之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清河道总督杨方兴更是赤裸裸地说：“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此外，降清汉官中还有很多江南人士，这些人生怕出现南北朝割据的局面，那样，自己将同故乡两隔，父母分离，一个劲地撺掇多尔衮等清廷决策层尽快饮马长江，归并南北。
他们整天在多尔衮等人耳中灌施江南民风脆弱、不堪一战的思想。
这样，清廷最终下定决心征服江南，进而统一整个华夏大地的策略！
于是清廷便分兵两路：
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英亲王阿济格成功的击溃了大顺军马，目前还在追击李自成五十万残部。
而睢州之变后，许定国被清廷划分到汉军镶白旗。
清军乘机南下，史可法闻讯长叹无法收复中原。他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但史可法却因为高杰等人是流贼出身，唯恐对自己名声不利，坚决拒绝，命高杰的儿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早在同年二年，史可法从徐州回到白洋口。时任史可法幕僚的阎尔梅就劝他渡河复山东，史可法不听；他又劝之西征复河南，史可法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史可法还是不听！
只是一味退保扬州为上策。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军主将豫亲王多铎率军兵围扬州！
当时，真满洲大约有三万以上，投降清军的仆从军约五万以上。
有道是“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可见当时真满洲的战斗力有多强盛。
扬州统帅史可法，亲军标营约一万，扬州义勇一万多。
扬州城无疑是极其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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