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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真的，那这老家伙的罪就重了；不过，我们可是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向国君奏报，以惩处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真正有种！”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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