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就已然做到了山东学政。那爹爹，这天下间最为聪明之人，是不是就是阮伯伯了？”
孔宪增一时尚未回答，阮元听了“阮伯伯”这个称呼，却也不禁心中无奈，只好和颜悦色，对孔庆镕道：“回嗣公，其实在下并非生而知之者，只是幼承家教，学而不倦，如此而已。虽先师所言，亦不强求于生而知之，在下尽心治学，若能知圣人之意，便也无憾了。”
孔庆镕道：“阮伯伯无需自谦，聪明才智之人，我也曾见过的，但到了伯伯这班年纪，可没有人做到学政这般地位，想来伯伯是天赋过人了。正好，这里有一块新近出土的石碑残片，爹爹看着残片，已苦思了多日，一直不知其出处。阮伯伯既然好学，说不定会看出这残片来由呢。”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嗣公，这石碑残片，往往已遭灭裂，所遗文字，未必便能深究其本末，其实孔先生也无需为此烦恼。不过既然嗣公和孔先生都想着在下一解此残片因由，那在下也就勉为其难，过去看看吧。”
一行人进了厅中，只见桌上放着一片石碑碎片，上面有数行字迹，应是汉隶，阮元对书法亦曾精研，故而上前一看行笔之势，便知是真迹无疑。只是其间每一行字，都所剩不多，眼看其中有两个字，应是“廿七”，还有一行字，写的是“熹平二年”，除此之外，其他几行字各自说的都是称颂之词。想来这是一方东汉年间的墓志铭，墓主卒于熹平二年，年二十七岁，距离阮元这个时候，已经一千六百二十年了。
孔宪增看阮元观摩已毕，便道：“其实在下也想知道，这段残片，究竟是何人墓志。或许便是我孔家先人，也未可知。只是这残片之上，似无半点言语，涉及墓主姓名，故而还想请阮学使赐教。”
阮元眼看这几行残句，自也不能立即便知此为何人，只好凭着自己史学功底，尝试着推演一番，道：“熹平二年，距今一千六百二十年，此墓主彼时年二十七，便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如果由此反推墓主生年，则应是后汉孝桓皇帝建和元年。生于桓灵之世，想独善其身，自也不易。至于身份，碑中有‘使君君国济民’一句，按后汉之时，此地有鲁国，那此人多半便是鲁相了。建宁二年，鲁相史晨曾留碑于孔府，距此时四年，此人应是史晨之后的鲁相，若如此说来，多半并非圣裔了。”
孔宪增叹道：“想来彼时先人，也不会在本地为相的。能仅凭这若干字句，便联想至此，非学识渊博者，不能为之。皇上点阮学使做山东学政，当是慧眼识人了。只是在下还想知道，这时我孔府又是哪一代子孙，其间有何事迹，还望阮学使赐教。”
阮元想想，道：“熹平二年，原无大事，彼时圣裔闻名之人，当数先师十九世孙孔季将公，二十世孙文礼公和文举公。此碑之前四年，正值第二次党锢之祸，名士张俭避难于圣人之家，文礼公和文举公倾力护之，是故张俭得以保全。后来事泄，牵连圣裔，文举公年仅十余，却慷慨赴难，乞愿代兄受死，兄弟二人为护名士，而争相请命，天下闻之而感动。朝廷中人，虽多有不愿，然宦竖百般刁难，最终无奈，仍处决了文礼公。此后三十五年，文举公亦因得罪曹操，阖门受难。乱世之下，其人可悯。”
阮元所谓孔季将，是孔子十九世孙孔宙，文礼和文举即是孔褒与孔融。眼看阮元如数家珍，将东汉末年孔氏掌故，一一言明，孔宪增自然大喜，道：“不想阮学使乙部之才，一精至斯，反是我孔氏子孙，对先人之事有所生疏了。阮学使，在下尚有一不情之请，望阮学使允准。七日之后，便是今冬的上丁祭日，若阮学使不弃，此次上丁祭礼，在下希望阮学使前来主持。这祭礼一向若是有学政莅临，便当由学政主祭，衍圣公助祭的，还望阮学使此番不要见怪。”
所谓上丁祭礼，指的是每年仲冬上旬丁日，皆要祭拜孔子之礼。孔宪增向阮元求祭，确是诚心，但其中心思，他并未告知阮元，彼时距离上丁祭日还有七日，阮元主试曲阜，一二日便可主持完毕，若是阮元主试之后，径自离去，就不属于“学政莅临”。但孔宪增看着阮元毕竟年少，也想试他一试，便以石碑之事相询，想着若是阮元能解此碑，或是言语中意，便将主祭之事相交于他，若阮元答不出，就送他离去，不再相扰。不料阮元学识如此精博，又兼礼数备至，他自然满意，便想着与阮元结交为友，顺便也将主祭之事交给他来做。
阮元听了，自然同意，道：“既然孔先生盛情如此，又兼旧例所在，在下自难相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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