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无不圣明。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可这般寻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实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库,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可现实却是……老夫想到这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满,也只闲居家中,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才与你们北上,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
想到这里,又不禁叹道:“皇上钦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写《廿二史考异》,却是为何?只因这《明史》和《旧五代史》是国朝修订辑录,老夫生于国朝,又有何异可考呢?想来还是不添这个麻烦了罢!”
阮元听着,也知道钱大昕是一心为了学术,并非什么“悖逆之言”,更何况,他既然选在后院和自己说这番话,便是想让自己保密。既然已是秘密,又有何“悖逆”可言?当下答道:“先生此言,也是为了学问,乃是心忧天下之事,绝非悖逆之言。只是这天下,眼下尚属太平,先生希望学生挽狂澜于既倒,却是找错了人啊?”
钱大昕笑道:“天下太平?若早得二十年,说一句天下太平,老夫倒也深信不疑。可如今的天下,早已是危机四伏了。皇上八旬万寿,本来说的是督抚藩臬,进献自便,可最后天下督抚藩臬,皆有厚礼,这事你可知道?”
阮元道:“此事学生略知一二,这些日子,学生准备日讲和南书房之事,和皇上见得多了,皇上也偶有提及,说天下督抚,皆是尽忠之人,故而人人都有进献。”
钱大昕道:“尽忠?皇上原来说的是进献自便,可下面接到的诏书呢,却都是三品以上皆需进献啊?想来是有人从中改了诏旨,可即便如此,这番尽忠,背后又是什么?外官中三品以上的督抚提镇,加在一起要有上百人,皇上八旬万寿那日,你也看见了,除了你朱恩师,其余督抚无不是大肆铺陈,竞相夸耀。可这进献出自何人,出自天下万民啊!他们为了在皇上面前尽忠,背后便只好巧立名目,百般搜刮。总督要献礼,巡抚要献礼,布政使按察使要献礼,这些礼加在一起,百姓承受得来吗?”
“伯元,你年纪还轻,老夫也知道你自幼生长扬州,本是富贵之地,或许,你还没见过真正贫苦无依之人。可老夫数次出任学政,挂冠以后也多次前去中原游历,天下人什么样,老夫看得清楚啊。眼看乾隆一朝,天下户口从一万万变成了三万万,可这新增之人,却大多都是穷苦之人。湖广、河南,都有不少,平时无灾无疫,倒也罢了,一有水旱灾害,便是成千上万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可州县官吏呢,在官府中饱私囊,一到救灾赈济,便敷衍了事。各地亏空,也是一日甚于一日,只不过眼下大多百姓尚有生路,故而看起来天下太平罢了。可长此以往,只怕……伯元,你以后的路,可不好走啊。”
“伯元,我知道你身在翰詹,又在南书房随侍,文章诏敕之事,绝不会少了的。其实你献《宗经征寿说》,大考的三不同,老夫都知道。若只是为翰林公事,偶一为之,老夫不怪你。可若是你将那些迎合皇上的词句,都一一当了真,那便是已入了歧途了。我等读书做官,所谓何事?是为了生民和乐,教化人心,可不是只为了曲意逢迎啊。若是你心中,没有天下万民的位置,那这圣人之言,可就白学了。”
阮元听着,已知钱大昕对自己这一年的行为,其实颇不满意,自己几篇文章,也确实是在一味称颂乾隆,而忘了民生疾苦。想到这里,心中也自觉得无比惭愧,额头上汗水涔涔而下,道:“先生此言,学生记下了。不瞒先生,学生之前文章,确是……确是只想着皇上恩德,却忘了天下之事,这件事,原是学生思虑不周,还请先生见谅。”
钱大昕笑道:“其实你给和珅送礼之事,我也有听闻,但我相信,你有你的想法,绝非为了自己官禄而走捷径。后来看你和孙渊如,洪稚存他们依然把酒言欢,我也确信你本心未泯。所以老夫眼看要离京归乡,还想着再过来一次,把这些事告知于你。但你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了,即便老夫不走,老夫这把年纪,又能帮你多少?伯元,至少眼下,老夫还是相信你的,老夫相信你有了机会,一定会造福万民。可官场之上,有诱惑的事物,实在太多了,你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要为名利所诱啊。”
阮元听了,知道钱大昕是悉心指导自己,也再次对钱大昕拜过。他也清楚,自己骤升四品,极易碍于虚荣,把持不定。钱大昕这临别前的一番话,让他再一次坚定了自己为官的本心。
钱大昕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京城,而阮元也依然谨慎行事,不与和珅一党来往。吴省兰多次邀他饮宴赴会,阮元均自婉拒。但话说回来,阮元毕竟在南书房要入值,还要准备日讲起居注之事,原本也有这些有力的理由来回绝吴省兰。
这一日,和珅问起吴省兰时,吴省兰也无奈的答道:“致斋,我看他的意思,确实是不愿与你多来往。可他平日南书房、石渠宝笈、日讲这些事,都是皇上任命,我没法和皇上抢人啊,你说是不是?”
“和皇上抢人?”吴省兰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和珅如梦方醒。
“吴老师,阮元平时和什么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些,是阿中堂、王中堂他们吗?”
“也不是,他平日提到的人,最多的是三个,一个是刘墉,一个是沈初,还有一个是彭元瑞。彭元瑞和王杰来往多些,却也不算密切,刘墉和沈初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沈初是《石渠宝笈》撰修的另一位主持,以文学为乾隆重用。
“吴老师,我明白了。”和珅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眼看吴省兰一时不解,和珅道:“是皇上不想让他和我走得近,故而安排了他这些职务。当然,这样一来,他和王杰他们,一样不会亲近到哪去。皇上这番用心,其实是想亲自栽培他,让他做皇上自己的人,而不是我们,或者王杰的人啊。”
“致斋,你想多了吧?或许就和沈初一样,是皇上专用的文人呢?”
“文人?以他的才能,只做个文人,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但无论如何,和珅想拉拢阮元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而阮元的为官之路,也渐渐稳定了下来。
这年五月,阮承信、江彩、刘文如等人也来到了京城,一家人终于又团聚在一起,而更大的幸事还在后面。
五个月后,因吴省兰升迁内阁学士,阮元被提拔为詹事,位列正三品,同时,阮元又加文渊阁直阁事、仪礼石经校勘官二职。此时阮元只有二十八岁,而他从进士登科到升任詹事,只用了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
乾隆五十六年,是阮元的命运被彻底改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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