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也就撤下来了。皇上近臣,不用庸碌之人,你们应该知道啊?”
也正是有了阿桂和王杰的支持,虽然阮元超迁一事一直颇有非议,却无人能诬告陷害于他。渐渐地,阮元的位置也就稳定了下来。
不久之后,扬州也收到了阮元的来信,得知阮元超迁,阮承信和江彩自然大喜,一连庆祝了三日。只是想到阮元来信之中,提及俸禄已足家用,询问江彩入京之事,阮承信和江彩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江彩考虑再三,终于决定和阮荃一起北上,毕竟自己和阮元是夫妻,夫妻分别多年,终是不合齐家之道。想来阮元俸禄已足,自己家用无缺,即便之前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这一次入京饮食上谨慎一些,想来也就能应对过去。阮承信听了,也支持儿媳的想法。想着自己和阮元分别,更是有五年多了,自然也想着见见有出息的儿子。阮家家中很快计议得当,阮承信、江彩、阮荃和刘文如一同北上,阮家则交由焦循打理。
这一日阮元收到扬州来信,言及江彩一行,已经出发,不日将到京城,自也欣喜。忽然听杨吉进来,道:“伯元,钱先生来了,看他样子,像是要离京了,说临走之前,还有些话,想嘱咐你一番。”
阮元听闻钱大昕来了,自然大喜,可听杨吉说,钱大昕不日即将离京,也有些不解,忙和杨吉一同,迎了钱大昕入内,问道:“辛楣先生,学生这些时日,忙于南书房事务,未能及时拜访,是学生的不是。只是不知先生为何,竟要离京而去呢?”
钱大昕却显得异常从容,道:“伯元,我去馆中后院,再与你说清楚吧。”阮元知道钱大昕可能是有些事,担心会馆前面偶有客人,不愿与他们言及,便在前面带着钱大昕进了后院。钱大昕眼看只有自己和阮元二人,才开口道:“伯元,其实我当年来京城,原是想看着你和渊如考进士的。只是后来遇上一些老友,还是不能自禁,和他们多交流了些时日。再后来,皇上让我到翰林院充任教习,我难以拒绝,但皇上知道我年老体衰,只约了两年之期。眼下两年之期已到,翰詹大考,尘埃落定,你也做了少詹事,和老夫当年挂冠之时一般。想来老夫也该放心了,这京城,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阮元知道钱大昕为人淡泊,不把官位爵禄放在心上,留在京城这许多年,可能也有与自己一见如故,希望精心栽培于自己的心思。这番话钱大昕不会说,但这个情自己要答谢,便作揖道:“学士与辛楣先生萍水相逢,得蒙先生赐教六年,先生虽非阮元座师,授业之恩,却不亚于三位座师。眼下学生俸禄,已渐供得开支,自然当是学生报恩之时,若是先生有所不便,学生必尽心竭力,以报先生垂训之德。”
钱大昕微微点头,却不变声色,道:“其实报恩与否,我从不在意的。可若是我今日之言,你能听了,日后记下,在老夫看来,你便是报恩了。只不过报的不是老夫之恩,而是天下人供你读书为官之恩,你可清楚?”
阮元一愣,已知钱大昕之意,道:“学生清楚,学生衣食,皆是天下人耕织所得,学生自当勤勉为官,护天下人太平。”
钱大昕道:“不错,你能有这番思索,足见你善心未泯。只是这天下……唉,已经不是老夫年轻时那个天下了。老夫之言,或许你会觉得,是悖逆之言。可老夫心中,也总有些事不吐不快。伯元,你涉世未深,有些事,也是你应该知道的。接下来老夫所言,或许已涉大逆,你可还愿意一听?若不愿意,老夫立刻就走,绝不打扰你分毫。”
阮元道:“先生这是哪里话?先生身在书史,心忧万民,学生向来敬佩,断不致因先生之语,而称先生悖逆的。”
钱大昕道:“既然如此,这一番话就与你说了罢。伯元,你可知十六年前,我因何不再入仕,只是闲居家中,十年不再踏足京城?”
阮元自然称不知。钱大昕叹道:“其实这番缘故,我早该告知你了。那是乾隆四十年时,我因丁忧之故,去职归家,这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眼看家居数年,即将服除,我原也想着守制终了,便回归京城。可也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二云的来信,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难于抉择之处,前来请教于我,可他来信除了请教,却又提及了另一件事。”
“当时皇上在修《四库全书》,开馆纳士,依二云的学问,自当名列其中。二云精于史部,不仅将乾隆四年殿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遗文,最后竟将那早已失传百年的《旧五代史》恢复了十之七八。老夫看了,自然为他欣喜。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见得全本。二云修列旧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实在是有再造之功。”阮元也知道邵晋涵这些故事,点了点头。
“可二云来信,却不只是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这样一件事:皇上对这《旧五代史》辑录,一直颇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录一遍,献与了皇上。可没想过得几日,皇上诏二云前去,竟问起二云,为何金章宗之时,竟削去此书之位,仅列欧阳文忠公新史一书?二云一时不明其意,归家后细细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旧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时宋人自以上国,视四裔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贬斥之语,言及契丹,多言‘戎’、‘虏’、‘犯’、‘盗’之字句。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库的。其实欧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废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虏之言。但彼时修《四库》,有些著作,即便入选,皇上也一再下令,有违碍之语,当即改去。更何况有些国朝鼎定之时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国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旧五代史》,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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