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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之后,明代遗留下来的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运输非常困难;即便是耗尽云南全省之力,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
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大人,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桂递来的折子,你看看吧。”
和珅闻言,随即躬身上前,从太监手里双手接过折子,打开观看。
这是吉林将军庆桂(尹继善之子)和宁古塔副都统阿林共同发来请罪的折子,上面奏报的是流放犯人林阿撞、鲁寿山、潘秀成、雅宁、揭三子等人,先后逃脱,同时二人已派兵缉拿。
和珅从一干逃犯的名单最下方,看到了两个名字:徐寿南、徐福南。
这是?和珅目光凝聚在这名字上,仔细回忆了一下,片刻之间,如电光火石,他脑海里就涌现出一个人名。
难怪乾隆会不高兴了,原来是这两个人。
可是,在和珅的记忆里,这兄弟二人当年发配时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五年过去了,那么他们现在也不过是八岁和六岁的孩子。
他们究竟这是如何逃脱的呢?其中定有隐情,搞不好就是有人里应外合。
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和珅将奏折交还给太监。随即说道:“主子,奴才以为这事无须挂怀。”
“嗯?怎么说?”乾隆见和珅如此说,有些好奇的问道。
“奴才以为,那两个逆犯之子,大的不过八岁,小的也才六岁。即便事发之前有人接应,可带着两个孩子,又能跑多远?且宁古塔本就是苦寒之地,离京师近万里之遥,那些流放此地的**在冬日尚且难捱,何况两个孩子?如今已过十月,极北之地,朔风暴雪之下,奴才料定那徐家那两子熬不过这个冬天。故而主子只需命庆桂和阿林派兵紧守道路关卡缉拿即可。”
乾隆听完和珅的奏对,面色稍霁,他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有人里应外合,将徐家两子救走。而背后主谋才是乾隆最关心的。
想到此处,乾隆也只好先将这事放在一边,稍后他会拟旨给庆桂,命其严加缉拿并审讯相关人等便是了。
烦心事不提,乾隆随即眉头展开,对和珅道:“你给朕说说,明年南巡的事安排的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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