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自是因为郑克殷有绝佳的参考对象。

在原世界线中，从1769年到1848年的近八十年间，西班牙人和之后的墨西哥人采用广建传教村的方式来同化原住民，其实是相当有效的——

原住民的的确确学会了农耕、放牧、建筑、纺织、做手工、讲西班牙语和崇拜上帝，在加利福尼亚大地形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近代型社会，可谓脱胎换骨。

而建立传教村的第一步，便是要将原住民聚集起来，建立村镇。毕竟分散的狩猎采集村社难以管理，必须集中；并且因为总有原住民厌恶全新的生活方式，方济会的传教士们往往要设立严厉的规矩，严防原住民怠工、犯罪或逃跑。

有如此直接的经验可供参考，郑克殷自然没有必要重新制造轮子，从零开始制定全新的策略，但这意味着要一定程度地否定郑克臧的殖民理念。

先司长对澳龙人的社会文化高度尊重和包容，基本不打算直接、粗暴地加以改变，而只是派遣殖民司官吏指导他们原地种植、筑屋，将原来的村社变成围绕在殖民城市之外的小型村镇。

不过一件意外之事，打破了郑克臧的习惯做法，给郑克殷带来了他想要的经验。

那便是冯、刘一派占取金门之后对耶蓝社、巫犁社和扫宋社三社澳龙人的驱逐。这三社澳龙人，被合称为“南迁三社”。

郑克臧接纳了南迁三社的社民，直接安置在圭谷城内与城郊近处，这几年间三社社民的汉化速度明显快于在村社原地接受教化的其他番民，基本与汉民无异。

这种安置教化方式的效果很好，汉番各族之间建立了深刻的友谊，汉人平民甚至会为番人朋友出头而得罪权贵，便是足以管中窥豹的一例。

现在圭谷城的发展已经大体稳定，那么殖民建设的重点也很明显了——合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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