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达官显贵,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
最后一个——学校,又分京师学、州县学。
京师学隶属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种学,合称“六学”,故而京师学又与上述“二馆”并称为“六学二馆”。
再来看“六学”的招生简章:
国子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
太学:五品以上官员子孙;
四门学:六、七品官员子孙,庶民之俊异者(终于对平民百姓开放了);
律学、书学、算学:八、九品官员子孙,庶民之通其学者。
作为国家重点教育机构,高门槛的背后也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做支持,例如“国子学”的教师配置:博士五人,正五品上;助教五人,从六品上。
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以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人生逆袭,成为无数穷苦百姓的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田舍郎是没有“六学二馆”的入学资格,他们只能进入州县学。
州县学,就是地方州县办的学校,规模较小,师资力量也相对薄弱,招生名额同样也不会太多。
以上,就是唐代的公立学校了,一般情况下,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也基本出自于此,而且是以“六学二馆”为主,从州县学里飞出的金凤凰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除此之外,就是私人开办的学堂、私塾,或者“聚徒讲义”。这种私立教育机构嘛,招生条件宽松、学费低廉、师资力量稀松、升学率几乎为零……
具体到老朱家呢?朱温祖宗八辈儿是贫农,别说八辈儿了,再往上推八辈儿,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一直到了朱温的曾祖父这一代,终于下定决心,要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朱温的祖父朱信,就捧起了书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科举考试的不归路。
在三次科举不第之后,终于心灰意冷,为了养家糊口,只能一边“聚徒讲义”,一边激励着下一代,也就是朱温的父亲朱诚。
朱诚很有毅力,一连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
在封建的农业社会,一个脱产或半脱产的劳动力,是全家人的经济负担。
八年了!
还别说是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即便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还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某农民子弟高考落榜,连续复读若干年,在新一年的高考之前,父母对他说,咱家债台高筑,实在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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