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磨床工人。
父亲很希望莫利有一技之长，所以，莫利岁数还小的时候，就想让莫利学乐器。
快上小学的时候，莫利随他们去了贵州遵义，那里有一个工业基地，许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设。环境极为艰苦，粮食不够，副食匮缺，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两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贫乏了，学习音乐几乎是奢望。孩子们的玩具多是报废的螺丝钉、轴承和打磨的鹅卵石。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也不放过任何可以让莫利接触音乐的机会。莫利们楼下住着民兵连长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错。莫利就跟他学习，学费是每星期莫利们家请他吃饭。
跟小王老师学习既有乐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对于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练。父亲与小王老师配合，红脸白脸，几乎是灌输式、填鸭式。但以后想来，这种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习惯可以及早纠正。
两年以后，小王老师的琴艺已不够教莫利的了。父亲带着莫利到遵义城里遍访名师，莫利记得京剧团有个老头有两下子，他纠正了莫利的指法，还讲了如何恰当运用上滑音和下滑音。这时候，莫利拉的曲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幸运。因为，这些音乐博采众长，融几代民族民间艺人的成就于一体，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集大成，而且又朴素简约、正气浩然。
三年级那年，父母把莫利送回上海。
莫利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莫利的新老师是一个名角的琴师，年纪很大了，因为右派言论丢了工作，赋闲在家。他给了莫利一些样板戏的总谱，用五线谱教莫利练习。莫利得以了解各个声部的变化，并且摈弃了原来随便加花的坏习惯，严格地按谱子的垫音演奏。他给莫利的总谱成了莫利最早的音乐启蒙材料，对莫利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时莫利还太小，太贪玩，总是用捉迷藏的办法逃避教学，没有让老师称心如意。莫利现在还保留有一本《红灯记》的总谱，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莫利留着这本谱子，以纪念他的教诲。
后来，莫利去了市少年宫，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歌咏比赛特别多，莫利们学校让莫利担任合唱指挥，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摆设，表演的噱头，不过，可以在体育馆当着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出风头，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为莫利出尽风头，就不好好学习，觉得自己有些特别，招来别人的嫉妒。莫利们班有对兄弟，是老留级生，听说是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们周围聚拢着一批&ot;小兄弟&ot;，总是与莫利过不去。为此，莫利也组织了一些&ot;同道&ot;，和他们对抗。特别有意思的是，莫利还给莫利的&ot;同道&ot;们每人买了一册单行本《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零售价只有七分钱。小孩子谁读得懂这样的书呢？倒是成了莫利们这伙人的一种标志和时尚。不过，莫利们的活动比他们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莫利们来往，渐渐地，他们的人都加盟到莫利们这一边。在莫利快升五年级的时候，莫利们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带小有名气了。莫利们经常在闲置的公共汽车里聚会，记得有一次莫利给大家讲《珍珠塔》的故事，被一个汽车修理工听见，说这是黄色故事，还对莫利们发出了警告；莫利们越来越过头，甚至还躲到一个同学家学抽烟；在附近中国中学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发展到夜里去把&ot;上海电影译制厂&ot;和&ot;第五中学&ot;的招牌偷换对调的程度；当然，还聚众打架、逃课、考试作弊……直到有一天，莫利们学校组织看电影，一个平时和莫利很要好的女生在电影院跟莫利讲，说莫利学坏了，莫利才开始有所警觉。她比莫利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莫利多，莫利很能听得进她的劝告。回家的路上，莫利们一起走了一段，好像天在下雪，非常宁静，莫利感觉得到她暖湿的呼吸落在莫利面庞上的温度。她说莫利和他们不一样，还说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这些话触动了莫利的思念之情，莫利突然非常非常想念莫利在西南的父母。于是，莫利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来，一连给莫利父亲发了三封信，要他来接莫利。
父亲来接莫利的时候，领导人逝世。全国都笼罩在悲倾欲绝的气氛里，莫利也很悲伤，可那不是因为领袖的去世，却是来自少年的成长。成长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一个时代结束了，比如莫利马上要走了，要与你们告别了。
莫利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莫利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莫利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莫利练琴，莫利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
初中莫利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莫利准备了很多诗书，为莫利制定了一个计划。莫利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像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莫利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莫利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莫利的音乐同学，莫利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莫利们：&ot;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莫利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ot;莫利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莫利搞乐队，莫利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莫利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莫利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莫利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莫利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莫利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像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莫利渐渐发现，莫利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莫利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莫利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莫利父母聊。莫利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莫利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莫利再次了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莫利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莫利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莫利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么都听不见了。莫利再次回到莫利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莫利，莫利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莫利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
1982年秋，莫利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这个学校在业务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莫利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ot;星星美展&ot;的讲座上，莫利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莫利的思想。莫利也开始在莫利们学校组织文艺小团体，发展和推动新诗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团体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座开了个大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会后《大陆》创刊。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等，当时与莫利过往甚密。因为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莫利与《大陆》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莫利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莫利们简单地学习婚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莫利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硫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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