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虽知刘琦改革的决心，也明白改革变法的必要性，但眼下做事的大多还为儒家子弟，心中有怨，难免有人懒政怠政。

刘琦也并非全盘否定儒家，只是为提高商业和经济，目的还是加强工业军事，提升国力，但他深知身为一国之君，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国家大势，如此大张旗鼓确实在政策上容易跑偏。

坐到这个位置，更要做理性的权衡，就不能只凭喜好和感觉做事，兼听则明，这几年商人崛起，成都粮价的事情也让他有所警惕，在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下，还是不可太过纵容。

此时已是年末，遂传旨于腊月二十三亲自主持冬祭，民间祭灶，以示礼不可废，对儒生加以安抚。

《礼记》中宗庙之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民间祭灶在腊月二十三，正好同时举行，以表普天同庆。

果然诏书传下，百官欢欣，天子出巡半年，回京第一件事就是祭天崇礼，诏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可见对儒家的礼纪纲常是认可的。

最明显的莫过于汉报司祭酒陈琳，陈琳自随献帝归顺后，以文章练达主管《汉报》主编，初时慷慨激昂，将天子与群臣被曹魏欺压之事分期刊印，报纸销量一度暴涨，营收超过洛阳半年之税。

但随着刘琦重商用工，以朝廷名义开办粮、酒、盐等商行，尤其在襄阳废除士农工商之别，被儒家视为败坏纲常之举，多次上书抗议。

陈琳甚至不惜冒着免官下狱之罪，私自在《汉报》抨击此举，虽然刘琦并未追究，但此后再无文章刊登，偶尔出一篇不痛不痒的小诗敷衍了事。

这次圣旨传下，陈琳亲自主笔，头版头条洋洋洒洒千言，激动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儒杨彪也忍不住发文，亲自撰写祭灶之礼。

由于朝廷早在年初便宣告各地，来年逐步推行新政，包括教育、财政、土地等，一时间众说纷纭，一夜之间，对天子此举背后的深意便有了百余种解析。

其实对于刘琦而言，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权衡，此时正召集内阁与重要文武大臣商议最终决策。

说到底，如今的儒学早已不是先秦时期，经历数百年大汉的洗礼，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文化的延续还要靠儒家，所有学科的基础也需要儒学。

刘琦只是在此基础上做延伸，开辟新的发展强国道路，革除历代儒家越来越僵化和固执的理念，不能让这条东方巨龙最后变得僵硬臃肿，被人践踏。

烧着壁炉的御书房温暖如春，内阁五人除了诸葛亮都在，另有太傅伊籍，新任枢密使徐庶，负责银库和即将发行汉钞的鲁肃，暂管天下商号、钱庄的糜竺，武将则有关羽、周瑜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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