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陛下特意交代过,阁老听着就是。”
“是。”张居正恭敬的答应了一声,躬身站着听着。
“陛下说,先生回乡葬父,朕不敢劝先生早归,只能为先生出行做些事情。朕已经命人为先生打造了一架轿子,可供先生赶路之用。”
当然了,并不是传说中的三十二人抬的轿子,而是一个普通的八人抬轿子。
不过,规制不一般,是亲王的规制,只是去掉了一些违规违制的装饰,算得上是朱翊钧亲自给张居正的。
历史上那顶大轿子,朱翊钧觉得那就是杜撰的。
关于大轿子的记载,最早见于同时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王世贞和张居正虽是同科进士,却有嫌隙,《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写的。
《首辅传》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尤爱从私生活方面下手抹黑居正,轿车即是其中之一。
书末对张居正的评价除了有才干外乏善可陈,大加鞭挞他的人品修养,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这玩意可信度不高,只不过到了清代,纪昀等人在将《嘉靖以来首辅传》收入《四库全书》时评价其“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
这个评价在朱翊钧看来,可信度更不高。
在《明神宗实录》、《明史》等正史中并无记载张居正的轿子,况且张居正于万历六年回乡葬父时,他在途中曾给万历皇帝上过《请宽限疏》,其中报告:
“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
也就是说张居正一共走了二十二天。
北京与江陵之间单程就将近三千里,则平均每天要行进超过六十五公里。途中张居正还要处理政务、接见官员、拜会藩王、参加宴会,行色匆匆。
如果他用一个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这时间绝对对不上。
何况王世贞记载的是“凡用卒三十二人”,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给张居正抬轿子的人一共有三十二个,可没有说是这三十二人同时抬的轿子。
如果坐轿子赶路,走这么远,轮换着抬,那的确是要多备一些轿夫。
只不过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张居正有一顶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
皇帝的轿子也才十六个人,张居正敢坐着三十二个人抬着轿子回家?
作死也不是这么作的。
不过朱翊钧还是受了启发,给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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