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滔滔不绝,但是内容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司马昭论到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其实,这正是大族地主所需要的全身之道。于是,清谈之风,便弥漫于上层之间,越来越厉害。这些人,过的是大族的声色犬马生活,唱的是“无为”的高调,一个个标榜“清高”,以参与俗务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他们平日讲究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的装腔作势,挥麈谈玄。由于门阀地主的极端腐朽,精神空虚,清谈便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家们还千方百计为门阀地主的腐化糜烂生活进行粉饰。向秀、郭象便宣传“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就是说,既享有“庙堂”之上的尊荣,又有山林隐士的美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早期的玄学,对于打破经学对思想界的禁锢,起过一定的作用。嵇康就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怀疑已处一尊地位的儒家先圣。但是玄学的“虚无”、“无为”之说,毕竟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唯心主义说教。尤其发展到后来,更直接为门阀地主腐朽统治辩护,其反动面目暴露的就愈来愈清楚了。魏晋当代,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出来反对玄学谬论,反对清谈歪风。扬泉指斥玄学的“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唯物主义思想家鲍敬言,提倡“无君论”,认为人在社会上天然平等,“本无尊卑也”,只是到后来才出现君臣关系和为它服务的“君臣之道”。这便从理论上直接打击了玄学家炮制的“名教即自然”的谬论。
玄学和清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风行于魏晋时代而不衰,和门阀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有密切关系。当门阀地主逐渐走下舞台时,玄学也必然要跟着衰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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