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个概念其实并非印度的发明，而是最早实施专利战略的美国。”

“还有这种事？”

接着就有人开始普及。

1984年，美国约150种常用药专利到期，按当时法规，如果其他厂家想生产这些药品，需按新药标准重新申请新专利。

这时，“哈茨·沃克曼法案（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诞生，“仿制药”生产手续简化，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二到四成，有的甚至相差十倍以上，极大利好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福祉。

但现在，印度却成为其最大受益者。

“印度高院能够这么判决是有历史渊源的。”孟东来补充道：“在印度，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在一个良好秩序的世界中，医药发现应该是没有专利的，不应该从人的生与死之间谋取暴利。”

“所以，1970年印度独立后的第一部《专利法》就规定对食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专利，将药品专利保护直接废除了。”

这就意味着，印度药企只需要稍稍更改一些生产工艺，就能够合法生产仿制药。

同时，印度政府出台的《药品价格控制规则》还明确规定食品和医药消费是穷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最终导致了印度药品低价格的主旋律。

就算1995年印度加入WTO，对于药品相关的法律完善也是一拖再拖，并且在关键部分仍然坚持自己的国情。

“国情不同而已，是优是劣，谁也说不准。”孟东来最后总结道。

赖皮自然会有赖皮的苦果，印度仿制药大行其道，自己的新药研发能力自然被压制到了最低。

看后世那波疫情就知道，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自己研发疫苗的能力差不说，连生产疫苗的原料都得靠进口。

“涨知识了。”有人附和道。

这是孟东来的口头禅，被手下学了过去。

“好了，不说这些严肃的话题了，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有个好消息想要跟你们分享。”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