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后半句话并未说出，可对于擅长揣摩李治心意的武媚娘来说，这话不说也罢。

连婴孩都知道，狭窄的小床睡起来并不舒服，又何况是成年人呢？

而这位当今天子所处的，好像正是这样一种环境。

……

乍看起来，永徽之年承继贞观盛世的基业，恰是清平顺遂之时，但君臣之间的平衡早已在无形之间被打破。

武媚娘看到的是长孙无忌的步步紧逼、谋夺私权，李治作为局中人，心情之复杂还要更甚。

长孙无忌既是舅舅、也是能臣，当年他李治能坐稳太子之位，也多有仰赖长孙无忌帮扶之处。这让李治对这位顾命大臣尊重有加，甚至希冀于成全一段新的君臣佳话。

但很快他就发现，局势和人心都不像他想象得那般美好。

先帝为他留下了两位顾命大臣。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前者暂且不论，后者在永徽元年便犯下了一件大案。

彼时天灾频频，为使民生安定，李治下达了一条指令，严禁土地买卖，然而褚遂良顶风作案，被监察御史一纸诉状告到御前，检举此人压价强买土地。

论理来说，严刑峻法、明确法令，正是天子即位后当办的。

可偏偏，在审办此案之中，大理少卿为褚遂良开脱罪名，长孙无忌为其求情，最终由死刑改判流放。

个中含义不言而喻。

刚上位不久的天子还未彻底掌握权势，朝中高官就已先形成了“朋党”雏形。

于是到了第二年，李治和长孙无忌之间有了一段相当特殊的对话。

他问这位本该可靠的舅舅，为什么他向群臣募集建议，希望广开言路，让朝政有所受益，然而一直以来，群臣上疏中却并无可用之言呢？

长孙无忌回说，只因当下政治清明，法律完备，既然没有缺漏，那些想要通过进言来升迁的人，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至于那所谓的徇私办案、收取人情之说，乃是常理，就算陛下都未必能够得以免除，更何况是朝臣。1

总归，只要政事安泰，这点小事就不用多管了。

李治却不这么想。

天下当真如此太平公道吗？

恐怕不是的。

不过是有些人已在他这位天子的身边树起了一座座高墙，试图让他端坐其中，安分看着外头的风起云涌。

仅仅在三个月后，褚遂良就被重新调回了长安，甚至直接在各方运作之下，回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又四个月，长孙无忌、褚遂良和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便将手伸到了立储之事上。迫使他将李忠记在了王皇后的名下，又将其立为了太子。

可要知道，即便到了这永徽五年，李治也才只有二十七岁而已，根本不必那么早就确立继承人。

此举之中，着急的不是天子，是这些妄图再进一步的朝臣！

这还并未结束。

去岁年初的高阳公主谋反案，直接一口气带走了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以及三位驸马的性命。其中多有长孙无忌插足之处。

江夏王李道宗同样被牵扯入案，罗织罪名，流放象州，激愤之下病死途中。谁让自贞观末期，他就与长孙无忌不合。

虽一度经历天灾变故，长孙无忌上表请辞告老，但李治接连下了两道诏书“挽回”，让这位国舅爷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开春，气焰再度嚣张了起来。

这份嚣张纵然未曾像去年一般大开大合，剑指政敌，却在同天子陈言的字里行间浮现。

短短五年，当臣子的已想当家做主到了这个地步！

这番围追堵截让李治如鲠在喉，便很难不在听闻女儿嫌弃小床而索求大床之时，顺理成章地联想到自己的身上。

也让他一时之间忽略掉了婴孩举动中的异常。

年轻的天子执着手中的墨笔，像是还在愣神，但身在此地的武媚娘看得很清楚，他在手边的纸张上落笔，并无迟疑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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