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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

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

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内外相维，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

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

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

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

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

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

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但是由于“以防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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