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乾隆万寿临近，京城之中，往来高官也越来越多，外省督抚正值入朝的，都已相继进京。周边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国使，也已相继入京待命。这一日朝廷便派出礼部尚书纪昀，前来朝鲜国使所在的使馆，行迎见礼，阮元则是其中副使之一。另外，这时正在京城的钱大昕，也因学术出众，被特别要求前往。
一路之上，阮元想着给和珅送礼之事，已在翰林中招致诸多不满，故而也把事情来龙去脉，一一向纪昀解释过了。没想纪昀倒是异常开明，道：“伯元，学问上，你边上这位辛楣先生，我从认识他起，就没觉得他比我好到哪去。但论人品，钱辛楣我是第一个服气的。你说乾隆四十年的时候，辛楣才多大啊？官说不做就不做了。这股士子之气，老夫佩服！既然你从生员的时候，就一直得辛楣信任，想来你德行是过得去的。你要是真去跟和珅一道了，你说说，你对得起辛楣先生吗？”
阮元听了，也再次对纪昀和钱大昕道谢，没想钱大昕并未答话，只是点了点头。又问纪昀道：“晓岚兄，今日来得两位使臣，还是之前的朴大人和柳大人么？”
纪昀道：“不错，正是他二人。今年是皇上八旬万寿，朝鲜那边自然也做了最好的准备，朴大人柳大人不仅是朝鲜国中高官，学问你我也是见过的，他们来最合适。”见阮元神色，似乎他对这二人颇为陌生，便也耐心解释道：“伯元，我们之前说的朴大人，名字叫朴齐家，柳大人叫柳得恭，在朝鲜国中官职自然不低，而且在经术、政事上的功夫，也不亚于我大清的宿儒。你见见他们，虽说一时之间，不致有什么进益，总也能留个姓名，朝鲜国中，通经博学之人，也不少呢。”阮元忙谢过纪昀指导。
钱大昕也补充道：“只是伯元需记住，那位朴齐家朴大人，我之前是认识的，学问不错，可人却有些傲气。若是你学行不够，只怕他会瞧不起你。他若有言相问，你可要平心静气，从容应答，切不可失了分寸。”眼看朝鲜国使馆已经临近，一行人通报了姓名来意，不一会儿，使馆中使臣准备完毕，纪昀、钱大昕、阮元等人便相继进入使馆。
进得使馆，只见正厅之上，两边陪臣侧立，中间两人都是高冠长髯，正是朝鲜国中高官模样。见了纪昀，齐齐行礼。纪昀也跟着还礼，道：“楚亭、冷斋，上次与二位相见，也已是五年前的事啦！”朴齐家号楚亭，柳得恭号冷斋，故而纪昀以号称之。
站在左侧的朝鲜使臣便是柳得恭，看纪昀如此客气，也行礼道：“是啊，一别多年，不想纪大人还能记得我二人姓名，也实在是在下的荣幸。在下至今还记得，当年也是在这使馆之内，与纪大人论及汉学宋学之辨，若是纪大人有空，今日也当再行请教一番。”他二人都是乾隆前期生人，比纪昀小上不少，故而言辞之间，都非常客气，视纪昀为师长。
朴齐家也行礼过了，眼看纪昀身上，乃是礼部尚书的一品官服，他身后的钱大昕虽是布衣，可之前也是旧识，知道他学问比起纪昀，各有优长。但向后看到阮元时，只见他年纪甚轻，朝冠之上乃是素金顶子，应是个七品官员，不觉略有疑惑。
他素知清朝朝廷之内，满人官员因官缺甚多，人数又少，往往极易补官。之前副使之位，极少有七品官充任，这次阮元出任副使，想来是满人新贵了，便向纪昀问道：“纪先生今日前来，实在有劳了，只是我多年不来京师，竟不知贵国京城之中，竟有了这般年纪轻轻，便深受重用之人。”说着眼神探向阮元，纪昀和钱大昕也已清楚。
纪昀知道他心中所想，便答道：“这件事原是我疏忽了，竟忘了与各位引见。这位是上一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姓阮名元，字伯元，乃是扬州仪征人士，与辛楣先生算是同乡，与辛楣先生在江南，也是一见如故，年内皇上修订《万寿盛典》，也特别让阮翰林充了撰修官呢。”说着让阮元上前，阮元自也和朴柳二人一一相拜过了。
可朴齐家听到阮元乃是汉臣，并非旗人，心中更奇。眼看阮元不过初仕，似乎还未及三旬，却又有何能耐，来充作迎见副使？莫不是乾隆年事已高，竟把国使之事当作了儿戏？想到这里，也暗自思忖，自己不妨先试探一下这个年轻人，若是阮元实无才学，那回到国内，自然要将乾隆昏庸之名传遍朝野。
想到这里，遂向阮元行过礼，道：“阮翰林入仕不过一年，已是翰林院编修，自然难得。在下才疏学浅，有些问题，还望阮翰林赐教。在下看《礼记.聘义》之时，略有一事不明，这‘士迎于境，大夫郊劳’一句，一直不知其中深意，不知阮翰林可否指点在下一二？”他虽是朝鲜国使，却精通汉语，这番话说得非常流利，阮元听了，也暗自钦佩。
但朴齐家所问的问题，却显然是话中有话，只是阮元是晚辈，不能当面拒绝，便依着所学原意，答道：“回朴大使话，《礼记》中这一段，说的乃是周时诸侯国国使相见之礼，一国国使前来他国国境，礼节需循序渐进。故而在边境之处，以士迎之，入得京城，则以大夫相见。以显礼仪渐厚之意。”
朴齐家道：“那在下有一事不明，《礼记正义》之中，援引《仪礼》之言：宾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请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劳，此大夫郊劳者，即卿也。故而在下认为，这迎见之礼，应是卿为主官，下大夫为副官，方显上国礼仪，阮翰林觉得可是这个道理？”
朴齐家这一番话，是看准了清代读书人大多不识《十三经注疏》的弱点。清代《礼记》虽是五经之一，可明清朝廷钦定的参考著作，乃是元代儒者陈澔所著《礼记集说》，因此自明至清，读书人往往不知《礼记正义》为何物，更不会深究《仪礼》。即便到了清中叶，汉学渐盛，这《礼记正义》篇幅浩繁，也非寻常儒生可以精通。而《礼记集说》对交聘一章，注释寥寥，若只是依《集说》之言，这一番问话是回答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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